活动负责人确实做过科普，也没有境外背景。问题出在负责维护平台的一名技术合伙人身上。他把长期积累的照片数据打包，准备出售给一家航运信息服务商。

买方后来被查出，曾替境外客户采购特定港区的船舶动态信息。

家长的一张照片，单独来看没有什么。可是当几万张照片按时间和地点排好，作用就变了。

那名合伙人辩称自己卖的是“用户生成内容”。

赵猛说：“这话真省事。钱是你收的，内容算孩子生成的。”

秦朗只是笑了笑。

他正在确认每批数据的来源、交易记录和接收范围。不能因为买方可疑，就把所有做活动的老师都算进去。

港口城市查完，筛查报告上出现了三个完全不同的问题。

借职业课套取家庭信息。

借心理测评超范围收集未成年人数据。

借科普活动汇集敏感场所影像。

它们没有共同上游，也不使用同一种渠道。

沈岳把三份报告放在桌上，问大家：“共性是什么？”

“都借了学校的信任。”林珂说。

学校筛过的项目，家长容易放松警惕。老师发的作业，孩子会认真完成。公益、科普、心理关怀，每个词单独看都很正面。

顾承安点头：“再说一条。”

秦朗接上：“项目目的和实际采集内容不匹配。不能只看机构叫公益还是商业，得看它拿走了什么。”

“记下来。”顾承安说。

这一次，他没有等队员卡住再给答案。

他让沈岳把判别方法写成简明清单，发给参与筛查的属地人员。

赵猛拿到草稿时，认真研究了一遍。

“有用。”他说，“就一点——能不能把‘目的与数据最小必要性不匹配’写成‘问得太多’？”

秦朗说：“可以用于内部提醒，不适合正式文书。”

“懂了。平时说人话，上报说扳手话。”

“法律文书本来也是人话。”

“你看，你又开始了。”

第三周，问题从课程和平台，转到了教师培训。

一所中部城市的培训机构推出免费线上研修。课程讲课堂管理，完成学习后可以领取证书。全市几十所学校的教师都注册过。

有老师向教育部门反映，平台后期要求上传未脱敏的课堂案例，包含学生姓名、家庭情况和处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