记录。

培训机构说，那是“优秀案例评选”，教师可以选择不参加。

可平台又规定，只有参加评选，才能拿到研修证书。

“可以不参加”和“不给证书”，被放在了同一行。

沈岳没把这事当成青禾的翻版。

他带秦朗核对培训通知、证书认定范围和平台后台，结果发现机构负责人根本不在意教学案例。他想要的是一批真实、持续更新的学生记录，用来训练一套商业教育管理产品。

有学校只传了匿名案例，有学校没传。也有两所学校上传了原始资料。

负责审核的老师在得知数据用途后，呆坐了很久。

“培训通知是我转发的。”她说，“我还提醒年轻教师，机会难得，别耽误领证。”

秦朗把纸巾推过去，没有安慰她“这不是你的错”。

转发前没有核对数据要求，是工作疏漏。可擅自改变采集用途、设计证书门槛的责任，也不能转嫁给一名老师。

材料被分开固定。责任按环节来划分，不是按谁哭得最难受来划。

赵猛在门外等他们。

“我现在发现，教育案子最难的不是抓坏人。”

沈岳问：“那是什么？”

“坏事做完以后，旁边还站着一群以为自己在帮忙的人。”

顾承安听见了，没有纠正。

他们还没走完全国，已经见过不少这样的场面。

南方一所学校，采购方为图省事，把课后阅读平台和学生证件信息系统绑在一起。阅读公司根本不需要知道证件号，却能拿到。

西北某地，研学旅行承办商偷偷扩大航拍范围，把孩子的活动照片和边境地区村镇影像混在同一批素材中存储。属地部门核查后叫停拍摄，正在区分管理失误与故意收集。

沿海另一座城市，几家校外机构联合办“国际未来少年”竞赛。赛事本身并不违法，获奖证书却附带一份家庭背景调查，重点问家长是否在科研院所、航空企业或港航单位工作。

竞赛运营方解释为是在寻找行业导师，却拿不出任何导师遴选的方案。

也有被举报后查明没问题的。

一套被投诉“太西化”的美术教材，实际使用的是世界建筑比较案例，本土内容占比并不低。家长截取的那页，正好在讲国外建筑。

还有一家名字带“全球”的乡村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