名。

沈岳没有跟他争，先调取项目招募记录。

记录显示，课程公司曾连续三次建议学校增加“家庭职业访谈”环节。企业职工子弟较多的学校，被标注为“样本质量高”。

更有意思的是，普通学校填写的问卷只需交纸质版；那几所学校的学生，还被要求上传家长工作证照片，为“职业真实性”提供参考。

赵猛看完，把问卷往桌上一放。

“让孩子帮他们查证件？”

“要求还没执行。”秦朗纠正，“学校教务主任发现情况不对，取消了照片环节，并且保存了通知。”

教务主任因此成了突破口。

他把那份通知和自己的反对意见都留着。当初课程公司找过他好几次次，说“别把职业体验弄得太保守”。

“我不保守。”教务主任对沈岳原话是这样说的，“我就是觉得，孩子认识机床可以去科技馆。没必要让家长把工作证发给一家外地公司。”

那家公司后来注销了问卷页面，却没删掉后台数据。

属地机关依法调取后发现，部分已收集的信息被转给一家商业咨询机构。咨询机构正在为境外客户研究国内某类装备的供应链。

两家公司否认知道对方最终用途。后续责任仍需逐人调查，但问卷已经停发，相关数据被封存。

它从未试图改变学生想什么。

它只想让学生把家里的事写出来。

第二周，特别行动组去了西南。

当地有一套流行的乡村学校“心理韧性训练系统”。项目由一家公益机构捐赠，学校不用付费，老师也省事。学生每天在平板上做题，系统自动生成情绪报告。

问题出在报告之外。

学生的家庭住址、监护人职业、长期外出务工情况、家庭收入区间，以及是否存在亲属纠纷，都被纳入了后台标签。

“心理测评需要填这么多？”林珂问。

项目负责人是这样解释的：“只有充分了解家庭环境，才能提供更好的个性化帮助。”

唐可馨拿起一份样本：“那你解释一下，为什么还要记录附近道路通行条件？”

负责人看了一眼：“这个……可能是家访路线优化。”

“系统性安排过家访吗？”

“计划过。”

“哪所学校执行了？”

负责人答不上来。

陆泽查项目公开合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