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果非要用一个字形容咸丰十年的西南，大概只能是——乱。

两个字，很乱。

三个字，非常乱。

成都、重庆府这样的大城仍在清廷手里，只要旗号还挂在城头，大清国的体面至少能维持下去，政令，税收勉强还能维持。可一旦出了真正控制得住的州县，往山里多走几十里，纸面上的秩序很快就会变成另一回事。

川南有李蓝的顺天军活动，川西北藏、羌各部不时生乱，川滇交界的彝人家支、回民武装、土司势力彼此纠缠，川东南又常受贵州号军和苗民武装牵动。更不要说夹在其中的乡团、会党、逃兵和土匪。许多人今天还替官府守寨，明天就可能跟着另一路人马下山“化缘”。

官府贴出来的告示，在县城里还能有人围着看，送到几十里外的寨子里，大概只能用来糊墙。

当地百姓对此早已习惯。若出现一队扛枪拿刀的人，没人在意这究竟是哪一路大王的兵。所有人撤回家里，然后门闩一落，剩下的事情听天由命。

偏偏就在这样的地方，胡天龙混得一天比一天滋润。

六月初的一个下午，广元县衙后堂凉风穿堂。胡天龙整个人横在一把太师椅里，一条腿压着扶手，鞋尖晃来晃去，活像这县衙本来就是他祖上传下来的。

旁边坐着个年轻女子，二十出头的样子，替他削了只梨，一块块放进盘子里。

胡天龙张嘴接了一块，嚼了两下，“这梨不行。”

女子有些紧张，小心地问道，“大帅，您是嫌酸了？”

“不酸，就是没啥味。广元这么大地方，连个甜梨都找不着。”

女子没敢接这个话，只重新拿起一块递过去，胡天龙照样吃了。

半个月前，他还带着一百来号人在蜀道上走得脚底全是泡。

从北边一路往西南跑的时候，起初还能靠车，后来燃油烧完了，剩下的路只能靠两条腿。

放在习安，他们这百来号人真撞上正规部队，一个加强排就能把他们收拾得服服帖帖；可进了19世纪的四川以后，事情一下反过来了。

广元城便是这么丢的。

胡天龙的人到城外时，城里并不是完全没有准备。县衙临时拉来了团练，可胡天龙这边，哪怕这些人准头都差的要命，百来支栓动步枪也能完全压制城头，死上十几个人